2005年无疑是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一年，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国内狂躁、嚣张的反日行动令潜伏在中日关系中的危机暴露无遗。当那些愤怒的青年走上街头，尽情宣泄早已沉淀在心底的对日本（准确地说，是对历史记忆中的日本）无尽的憎恶与悲愤时，也有那么一些人，开始反省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本的非理性态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心理、传媒等等，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为这两个注定是近邻之邦的国家打开相互了解的窗户，并进而打开相互诋毁的心结。大概是这一两个月以来，在书店醒目的位置上摆起了新版本的《菊与刀》和戴季陶的《日本论》，我明白，人们在呼唤着理性的认知与思考，无论对日本、对日本人、对日本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从历史观角度看右翼思潮得志的必然
——兼论日本历史观对中国的启示
一，为何右翼思潮会得志：
二战以来，日本国内虽有不少有良知的人在还原历史事实方面做出了令人可叹、可敬的杰出努力，如洞富雄、本多胜一、藤原彰、笠原十九司、家永三郎等等，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地了解到：长期以来，这些有良知的人们在日本国内遭受着怎样的冷落甚至咒骂。而与此相对应的，“皇国史观”——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动力之一，似乎却成为日本国内一以贯之的精神核心，尤其受到右翼势力的大力吹捧，并在日本国内获得相当的共识。也许有人会因此发问：为何即使存有历史事实的明证，日本人仍然置若罔闻甚至大加篡改；为何分明有人推动历史事实的还原，而社会大众仍然倾向于右翼思潮而不顾历史真相呢？
或许我们可以将右翼思潮作为一个突破口。虽说，日本右翼势力的旺盛生命力与美国在二战后的纵容有关、与日本国内经济上的崛起有关、与日本的政治生态有关（已有许多人在这些方面作了充分地阐释）但我认为，我们尽可以将这些因素归之于外部因素，或者将他们看成是右翼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外部条件。假若我们换个角度或者更深一层地来看，右翼思潮的思想内核和该思想与日本独有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才更显得耐人寻味和意涵丰富。由于右翼思潮涉及政治、历史、国家发展观等等，我在此仅谈及其中的历史观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历史观的核心是否定明治维新到二战时期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他们或者将日本侵略战争包装或美化成“为解放亚洲人民”或“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战，或者将日本的武力开战视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一个是赋予战争以正义的名义，一个是将战争合理化。而这种否定论在1995年“自由主义史观”的诞生中达到高潮。自由主义史观认为日本的近当代史被三种怀有敌意的历史观，即“共产主义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谢罪外交史观”所歪曲，并呼吁把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作为光辉的历史来宣扬。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在对待这一段侵略史的问题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观。
从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史观”的一些论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到右翼思潮之所以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围绕着一起战争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问题重新突出出来……这使人们再次深刻地感到，不仅政治家，而且日本人本身的历史认识正处于严重的危险状况……左翼为基础的教育……不能给下一代青年和儿童带来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生为日本人的喜悦。更何况它是片面地断定日本有罪，并把自虐式的历史认识强加于人。”
一个人，若要建立对共同体的认同，则必须建立起对共同体的历史的认同。而历史自豪感的产生是建构历史认同的方式之一。有学者指出，“由日本最早与东亚实现近代化并在东西方文明中处于特殊位置而生发的优越性文明史观，一直就是形成和规定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国家使命乃至战略走向的深层线索之一。” 福泽谕吉，即是这种史观的代表者。就是这样的史观，在推动了日本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同时，也推进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史观，使日本的后源性现代化的成功获得了解释，使日本的传统与现代获得沟通与连接（天皇制制度便是典型），进而垄断了日本国民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方式。然而，如果说自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前的日本一直拥有确定的历史自豪感，那么，无疑的，二战的失败则使日本这个自诩“神”的民族、自诩最优等的民族、自诩有拯救亚洲人民的使命的民族（这些都是日本皇国史观的表述方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如果说，日本历史上对隋唐的积极效仿和对西欧文明的百般推崇是其主动学习、吸收并转化的结果，那么，二战的投降则是其纯粹被动的无奈之举。二战的失败，对日本国民的历史自豪感来说是一种挫败，而对日本业已形成的史观（文明史观、皇国史观等）却是一种威胁。在原有的历史史观的模式下，日本无法合理地解释二战的失败。由是，二战的失败对日本而言是一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历史意识的断裂。
如何化解这种创伤，对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如何重构历史意识和历史话语的问题，而对普通国民而言却是一种本能的需求，犹如追求历史连续性也是一个人的本能一样。对于已然存在的创伤和断裂，我们有两种选择，努力将其纳入原有的历史史观，或者，重新构建全新的历史观来容纳这种创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日本的右翼势力所一直坚持的就是前一种选择？纵然，日本国内不乏有良知的人们，然，建构一种历史史观远比揭露一件历史事实来得更深入人心，因为完整的图景总比支离破碎的碎片瓦砾更能给人安全感，更何况这完整的图景又给予日本人以高人一等的虚幻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重构一种历史史观毕竟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脱离了传统，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民意，重构史观便成为空中楼阁，进一步来说，历史观的重构也必须经过长久的社会变革与思想争鸣，否则，一家之言也不过昙花一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似乎又能理解日本右翼为何要不遗余力地歪曲历史或美化历史了，因为日本还没有做好重新建构历史观的准备，而“皇国史观”或“自由主义史观”却能够提供日本历史以连续性。所谓的“历史认识正处于严重的危险状态”云云，大概也是针对日本人无法寻得历史连续性的感觉而言的吧。
二，反观中国：
反观中国国内对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历史的叙述，不免让人觉得苍白。中国的教科书将中国近代史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课，以悲剧教育法突出中国近代史的屈辱 ，告诫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和“国耻为鉴、国兴为谛” 的朴素道理。由是，近代史几乎完全沦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而丧失了应有的思辨空间。
三，中国对其历史缺乏反思精神：
中国与日本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上显然有不同的着力点，而日本国内在对这段战争历史的叙述上尚且存在分歧。如果我们把后者看成是日本自身在塑造历史观和历史连续性的动态过程中所作的努力，那么前者的比照则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对于她自身的历史，毋庸说对于历史连续性等问题是多么缺乏基本的反思精神。
日本也许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够诚实，但中国似乎根本还没有开始清醒地反思历史。当然，日本的创伤性记忆远没有中国的来得深刻，日本的历史断裂也远没有中国的来得彻底，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联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而对于日本，或者对所有其他曾经遭受过创伤性记忆的国家或民族而言，我们应当谨记吕森的话：“创伤事件不应屈服于有意义的范畴，而应该被置于对传统的历史意义范畴提出质疑的解释模式中。必须保持与‘例外事件的正常性’有关的记忆，而不是像消解破坏性因素那样使历史正常化……历史解释必须指明道德的限度，要是指出其内在的脆弱性更好，而不是将事件道德化。历史表现应该强调灭绝人性事件的残忍和丑陋，而不是进行审美化。必须显示出，在创伤性事件发生的过去与纪念它们的现在之间的关系中，时间之流是如何被阻断的，而不是靠目的论来使其平缓。”
后话：本着一点点的反思精神，本着一点点的问题意识，我想探究日本始终对战争责任讳莫如深的深层缘由，更想了解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回应如何。读了一些文章后，我发现：日本一直在努力地塑造其历史连续性，虽然这内在的逻辑大可辩驳。“自由主义史观”的成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出日本国内近几年来建构史观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只不过右翼势力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在实质上阻碍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发挥，对历史究竟该如何叙述这一点在日本国内因而也无法获得充分地讨论，同时右翼思潮之外的思想也并没有提出其他更具说服力的历史叙述方式，由此看来，日本的历史话语权可能被再次垄断，深植于日本人精神中的顽疾（如军国主义思想）仍然隐隐作痛，有着再次发作的可能。而中国对日本侵华史的历史叙述，乃至于对近代史的历史叙述都让人觉得苍白而难以服人。也许是中国的政治氛围压抑了国人对历史的反思，抑或是中国根本无力解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死结。对于如何进行有效而不至于混乱的现代化，对于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中的诸多重大事件、对于如何架起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桥梁、对于如何解释并平复中国历史中的断裂、对于……这一切的“如何”又当从何下手？此时的中国正像一个得了失忆症的病人，对自己的过去感到茫然与困惑，无奈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于是只好活在当下。历史，成为政治的工具，成为人们用来娱乐的具体内容，成为脆弱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历史，竟不是我们心灵的滋养、灵魂的启迪和生活的精神必需。实乃中国人之大不幸哉！
参考文献：
1，“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 步平
2，“‘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从思想是与国际关系的接点出发” 吴怀中 《
日本学刊》1998.5
3，“悲剧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的新视角” 田树栋
4，“国耻为鉴，国兴为谛——爱国主义教育新视角” 刘吉昌
5，“台湾的大陆想象” 郑鸿生 《
读书》2005.1
6，“危机、创伤与认同” 耶尔恩.吕森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基本读本》 陈新编
2005.1
